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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联邦证据法的主要特点

[日期:2019-08-15]   来源:shebaofa.com  作者:社保法   阅读:8[字体: ]
  同属英美法系国家,澳大利亚的证据法与美国、英国的证据法在整体的制度理念和规则体系等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在法典化、具体规则等方面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在研究和学习英美法系的证据制度的过程中,很多概括性的表述和观点难免存在不够准确之处。这使得准确介绍和阐述各个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成为必要,从澳大利亚的证据法着手便是一个恰当的开端。本文主要以美国证据法为参照,总结归纳出澳大利亚联邦证据法的四个主要特点。

  在澳大利亚,证据法由普通法、制定法和法院规则组成。就制定法而言,自澳大利亚联邦《1995年证据法》颁布以来,澳大利亚很多州、领地陆续启动了相似的立法活动,在2005年之后,在澳大利亚全国范围内逐渐形成了“证据法一体化趋势”,该法的影响力可见一斑,具有专门研习的价值。于是,本文以修正后的澳大利亚联邦《1995年证据法》为对象,对澳大利亚联邦证据法的主要特点进行了总结阐述。

  将证据法定位为裁判法

  立法结构能够直接反映立法理念和思想。20世纪中叶以来,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法有着法典化的趋势,以美国联邦和各州普遍制定证据法典最为典型。在法典化的过程中,各个立法主体基于各种考虑,确立了不同的立法结构。其中一个主要考虑因素是证据法与实体法、程序法之间的边界划分。证据法作为有别于实体法和程序法的“第三法域”,本身夹杂了很多实体法规则和程序法规则,采用何种标准将三种规则区分开来,然后采取何种标准筛选三种规则,在证据法法典化的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

  作为《1995年证据法》的起草者,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将“证据法归类为裁判法的一部分。”裁判法,即法庭裁判规则,它包含了大量的证据采信规则和证明力规则,与实体法、程序法有很大不同。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以排除的方法将属于实体法、程序法及其与之有密切联系的规范性内容隔离在证据法典之外,比如证明负担、推定、争议点禁止反言、判决既判力等实体法规则,证据的收集和固定等程序法规则。

  将证据法定性为裁判法,有很多优势。对一部法律进行准确归类和定性,是做好法典化工作的必要前提,实际上划定了该法律的规则体系的范围和边界,突出了该法律的独立性。裁判法有别于实体法、程序法,澳大利亚联邦证据法具有明显的裁判法特点,既包容吸纳了大量的证据规则,又独立于实体法、程序法中的证据规则,体现了“改革性”和“法典化”。而且,这种定性为立法过程带来了极大的便利。遴选普通法中的证据规则是法典化的第一步,确立选择标准十分重要,对证据法的裁判法定性即是这样一个标准,立法者凭此标准可以从数量庞杂的、“缺乏连贯性和体系性”的普通法中相对快速地找到“纯粹”的证据规则,然后才能开始体系化改造的工作。

  此外,英美法系国家由于采用“遵循先例”的判例法制度,所以必须妥善处理证据法典与普通法之间的关系,在整合普通法证据规则的同时,应以更长远的视野考虑普通法对证据法典的改进与发展的问题,因而需要为普通法留下解释和发展具体规则的空间。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王进喜教授认为,澳大利亚联邦证据法对普通法证据法进行了重大改革,但并没有取代后者,该法具有法典化的诸多做法,但并不是无所不包的法典。Heydon教授也这样认为:“该法不是完全重述意义上的法典,也不是穷尽性的法典。”Ligertwood教授认为:“在普通法对抗式审判程序中开展证明活动的思想是该证据法的根据,而且在该法及其适用过程中不清楚的地方继续发挥着解释作用。最好将该法看作是持续演化的普通法对抗式证明程序的组成部分。”可见,“普通法在澳大利亚证据法的运作中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以庭审证明过程为总体立法结构

  总体上观察,澳大利亚联邦证据法的立法结构是以庭审证明过程为逻辑脉络,或者说“是按照审判活动中通常出现的证据事项的顺序组织的”,这是其显著特点之一。除了第1章初步事项和第5章其他规定,第2至4章按照提出证据——可采性审查——证明的顺序递进展开:

  第2章“提出证据”规定了提出证人、书证和其他证据的规则。在证人方面,具体包括证人能力与强制作证、宣誓与郑重声明、作证的一般规则、主询问与再询问、交叉询问等五个部分规则。

  第3章“证据的可采性”规定了证据可采性审查的基本规则、各类证据的可采性规则及其例外。该章所涵盖的规则按照从相关性规则(包括可采性规则),到传闻、意见、自认、判决与定罪证据、倾向与巧合、可信性、品性、辨认证据、特免权、裁量性排除与强制性排除等规则的先后顺序排列。

  第4章“证明”规定了证明标准和几个证明规则。证明标准部分具体区分了民事程序、刑事程序、证据的可采性三种不同标准。证明规则方面包括司法认知、证明的简化、补强、警告与告知、附带规定等。

  可见,这种立法结构体现了比较清晰的逻辑脉络,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司法证明的基本过程,为学习、解释和适用证据法带来很大便利。

  与此相比,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典》就显得有些“混乱”。开创美国证据法法典化先河的《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典》在第一部分规定了采纳和排除证据等概括性规则,然后规定了司法认知和证明负担、举证负担以及推定与推论,最后规定了几种主要证据及其规则。《联邦证据规则》则将司法认知和推定等证明规则的位置提前,随后突出相关性规则以及各类限制证据可采性的规则,然后规定了几种主要证据及其规则。二者都没有专章规定“证明”,更没有将证明标准纳入进去。同时,在美国,证据法教科书多参考《联邦证据规则》的规则体系,有的则以相关性规则为中心重新编排体例结构,某种程度上可能会增加学习的难度。

  区分刑事审判和民事审判

  与美国《联邦证据规则》《加利福尼亚州证据法典》相同,就适用的法律程序范围而言,澳大利亚联邦证据法也是一部“统一”的证据法典,除非有特别规定,其所规定的证据规则可以适用于民事程序、刑事程序等程序。此即第4条“本法适用的法院和程序”第(1)款:“本法适用于联邦法院或澳大利亚首都领地法院的所有程序,包括:(a)与保释有关的程序;或者(b)中间程序或者类似程序;或者(c)在法官办公室庭审的程序;或者(d)在遵循(2)的情况下,与量刑有关的程序。”

  当然,鉴于刑事审判与民事审判的诸多不同,前述美国的两部证据法都在一些具体规定上将两者区分开来,突出了刑事审判对被告宪法性权利的尊重和证明负担分配的特点,尽管这类规定数量非常有限。与此相比,澳大利亚联邦证据法则以数量更多、更为细致严格的规则对刑事程序给予了更多的关照,体现了对刑事被告权益的保护。因此,王进喜教授认为:“《1995年证据法》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没有就陪审团审判和非陪审团审判进行区分,但区分了刑事程序和民事程序。”区分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强制作证

  按照第12条的规定,法院可以强制证人作证,除非本法另有规定。这些例外规定主要适用于刑事程序。如第17条“证人能力与强制作证:刑事程序中的被告”规定,被告没有作为检控方的证人作证之能力,不得强制关联被告作证来支持或者反对刑事程序中的被告(有除外规定情形)。第18条“在刑事程序中强制配偶和其他人员作证的一般规定”规定,被告的配偶、事实配偶、父母或子女可以拒绝检控方的作证要求(第19条“在某些刑事程序中强制配偶和其他人员作证”规定的犯罪类型除外)。第20条“对未能作证的评论”规定,法官或者任何当事人可以就被告及其配偶、事实配偶、父母或子女未能作证进行评论,但不得暗示被告犯有有关罪行。

  2.采纳证据的标准

  基于澳大利亚法律改革委员会对刑事审判相对于民事审判的差异性考虑,“在刑事审判中,在采纳反对刑事被告的证据时,应当采取更为严格的方法”,这在很多规则中都有所体现。如第3.2节第2目“第一手传闻”第63条至第66条区分了第一手传闻的两种情况在刑事程序、民事程序中的不同采纳标准:在先前表述者不能到庭的情况下,民事程序中可以不适用传闻规则,刑事程序中则要求“该表述是根据作出该表述或者作出此类表述的职责作出的”,或者是即时作出且不存在捏造情形,或者具有高度可靠性的情形,或者不利于表述者且可能具有可靠的环境条件,同时更为重要的一个条件是,被告对表述者进行了交叉询问,或者有合理机会对其进行交叉询问;在先前表述者能到庭的情况下,民事程序中,如果传唤表述者会导致不合理的费用或者迟延,或者不具合理可行性,则可以不适用传闻规则,刑事程序中则需要确定表述者对所主张事实的发生记忆犹新。

  3.证明标准

  第4.1节明确区分规定了民事程序、刑事程序的证明标准。第140条规定了民事程序的证明标准是概率权衡,法院在确定是否到达该证明标准时,应当考虑诉因或者抗辩的性质、程序标的的形式、所称事项的严重性等事项。第141条规定了刑事程序的证明标准,第(1)款规定“法院不得认定检控方的案件已经得到证明,除非其确信该案件的证明已经排除了合理怀疑”,同时第(2)款规定“法官如果确信被告的案件按照概率权衡已经等到证明,则应当认定该被告的案件已经得到证明”。两款法条表达结构上的差异体现了对刑事被告的倾向性保护,突出了“刑事审判的核心问题”。

  将法官自由裁量的参考因素具体细化

  考虑到对抗制诉讼模式下,当事人推进诉讼、法官控制庭审的特点,澳大利亚联邦证据法意图“通过具有可预测性的证据规则对当事人进行引导和控制,以有效地进行审判。”因此,证据规则被设计得精密复杂,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被最大幅压缩,“明确的规则优于自由裁量权”的思想得以贯彻。不过,由于种种原因,证据规则不可能对所有情况都面面俱到,自由裁量权仍然具有很多存在空间。此时,为了在这些情况下限制法官的裁量权,增强证据法的可预测性,澳大利亚联邦证据法将法官裁量时所要考虑的因素具体细化,且针对不同情况确定了不同的考量事项。这样一来,将法官自由裁量的参考因素具体细化,便成为澳大利亚联邦证据法的又一个特点。

  比如,为了确定交叉询问中的哪些问题属于“不被允许的询问”,第41条第(2)款开放式列举了法院应当考虑的事项:(a)法院意识到的该证人的任何相关条件或者特点,包括年龄、教育程度、族源和文化背景、性别、语言背景和技能、成熟度和理解度及个性;以及(b)法院意识到的该证人患有或者看上去患有的任何精神、智力或者身体上的残障;以及(c)所提询问的背景,包括:(i)程序的性质;以及(ii)在刑事程序中,与该程序有关的犯罪的性质;以及(iii)证人与程序的任何其他当事人的关系(如果存在的话)。

  除此之外,澳大利亚联邦证据法在陪审团指示(包括警告与告知)规则、辨认证据的规则、特免权规则等方面也有十分精细复杂的设计,留给普通法解释和发展这些规则的空间比较有限。相较于美国证据法,这些也很有特点。

  (作者单位: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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